第二十四章 各国宗教及其规条与法律的关系
公正地对待别人，不谋害他人，厌恶不公，对每个人讲诚信，下令时态度温和，永远和真理统一战线，不拿不干净的钱。
第一节宗教概述
就像我们能在无尽的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地方，在不计其数的深渊中，能分辨出哪个深渊更浅一样，虽然有大量的宗教并不正确，可我们却能从中分辨出哪个宗教更能满足社会的利益，哪个宗教虽无法将人们带往美好的来生，却最能让人获得今生的幸福。
因此，我在考察世界上的各种宗教时，无论它们来自何处，是天上还是人间，我的着眼点都是它们对生活在世间的人有什么益处。
只有以世俗常人的角度来看这本书，书中的某些东西才是绝对真实的，因为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的身份是政治作家，而非神学家。我在思考的时候，没有将它们和更高层级的真理联合起来。
说到真正的宗教，除非毫无公正之心，否则大家一定会明白，我的目的一直都是对宗教利益和政治利益进行整合，而非让宗教利益向政治利益低头。可是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，有个大前提，就是必须了解它们、掌握它们。
最好的公民法和政治法是人们能够提供，也是人们能够得到的最大恩赐——当然这个并不包括宗教——所以希望人们能够和谐相处的基督教，想让每个民族都得到这样的法律。
第二节培尔先生的悖论
培尔先生宣称，他可以证明做无神论者比做信徒好，换一种说法，就是他相信什么宗教都不信，比错信了某种宗教要好[1245]。他写道：“相比于被人斥责为坏蛋，我宁可人们说没有我这个人。”可是，与其相信某个人真的对人类有什么意义，但不如相信上帝是真的意义重大，所以，这其实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说法。当你坚信上帝是假的，你会觉得自己可以随心所欲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上帝虚无的观点会激发人的反叛思想。宗教的约束力不会时刻有效，如果你因为这样就断定宗教没有约束力，那么公民法呢？你是不是也要说公民法没有约束力？你不能只是用大量篇幅罗列宗教的种种弊端，却对宗教的好处避而不谈，然后以此来反对宗教，这并不是一种正确的推理方法。当你将世界上的所有公民法、君主体制和共和体制导致的各种问题全都摆出来，你会发现每个问题都让人心惊胆战。只有宗教能够制衡那些不受法律约束的人，所以就算宗教对百姓无用，对君主们也是有用的。用白沫清洗马嚼子怎么会毫无用处呢[1246]？这种制衡就等同于马嚼子。
一个对宗教既爱又怕的帝王，就像一头可以被手和呵斥声安抚下来的温驯乖巧的狮子。一个既厌恶宗教又惧怕宗教的人，就像一只被套上枷锁的会伤人的野兽。一个对宗教毫无信仰的人，就像一头不吃人、不撕咬就无法感受到自由的凶兽。
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来说，究竟是完全不相信宗教好，还是对宗教过于信任好，并不是问题的关键，关键是两者之间，哪种危害更小。
人们通过攻讦偶像崇拜的方式来降低无神论的危险性，可是这种攻击有些过度了。古代的人将某些邪恶的神灵摆上祭坛，难道是因为他们喜欢那些邪神？正相反，他们是厌恶邪神的。尚武的斯巴达人修建庙宇拜祭恐惧之神，难道是因为他们希望它在战争中夺走自己的胆量？人们想压制某种罪过、远离某种罪过所祈求的神灵是不一样的。
第三节基督教适用宽仁政体，伊斯兰教适用专制政体
基督教既然有极力主张宽仁慈爱的《福音书》，自然不会支持以专制霸权来决定罪责和肆无忌惮残暴不仁的行为，所以基督教和纯粹的专制主义没有任何相容之处。
受基督教影响的帝王通常比较温和，因为基督教反对一夫多妻，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只在后宫寻欢作乐而不和臣子相交。他们更喜欢修订法律，对于自己的不足，也有更清楚的认知。
伊斯兰教的君王们总是在杀人和被杀之间循环往复，基督教可以提高君主们的胆量，减少君主们的残暴。君主和臣民互为依托，这实在太棒了。基督教貌似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来生的幸福，可是现世的幸福也并未被它遗漏。
地域辽阔的埃塞俄比亚，天气状况非常糟糕，可是因为基督教，专制最终没能在那里生根发芽。另外，在基督教的帮助下，欧洲的风俗和法律还走进了非洲的深处。
埃塞俄比亚有位王子，让自己的属地成了其他臣民了解宽仁与顺服的标本。就在这位王子的属地附近，赛纳尔国的几位王子遭到伊斯兰教徒的软禁；后来国王去世，枢密院另选新王，而这几位王子，则被枢密院派去的人扼死了[1247]。
希腊和罗马的领袖们在这边不停地挑起大屠杀，帖木儿和成吉思汗在那边随心所欲地欺辱亚洲，亡种灭族，捣毁城市。这些领袖的恶行，除非你不去看，否则只要你睁开眼睛就能知道基督教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，它是我们能在治国上拥有政治权利、在战争中拥有万民法规定权利的首要功臣，人类的本性完全可以肆意地感激这些权利。
我们中间那些战败者之所以没有失去至关重要的生命、自由、法律、财产，万民法居功至伟，只要他们自己不犯傻，他们的宗教也不会受到迫害。
当年的罗马帝国是一个专制、好战的国家，与它相比，如今的欧洲人民和欧洲的军队在凝聚力方面其实并不逊色；另外，当时欧洲各国的军队一直在互相厮杀，战火从未停息；军队对城市的抢掠，对土地的兼并和分割是得到允许的，这和当今军队的情况没什么不同。
第四节因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特质而出现的结果
相比于判断某种宗教的真假，判断它是否能够教化民众要容易得多，所以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，我们无须认真地加以考察，只要看看它们的特质，就知道应该拥护前者，反对后者。
臣服于侵略者的宗教，无疑是人类的悲哀。伊斯兰教以破坏的思想为基石，以利刃为唯一目标，这种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人们。撒巴卡，这位牧人之王的故事让人钦佩[1248]。他梦到底比斯之神让他斩杀所有祭司，他认为这是神明不再希望由他来出任国王的征兆，不然，又怎么会让他做这种神明素来反对的事？所以他离开王位，去了埃塞俄比亚。
第五节君主政体适用天主教，共和政体适用新教
当某种宗教起源且发展于某个国家时，不管是信仰此种宗教的人，还是宣扬此种宗教的人，除了自己所在国度的政体，对其他政体通常所知不多，所以这种宗教往往紧紧地跟着该国政体。
不幸的是，基督教在两个世纪前发生分裂，有了天主教和新教之分。北方民众笃信新教，南方民众笃信天主教。
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民众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，且不仅现在有以后也一样会有，而南方民众没有这种精神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，宗教领导权较小时，随天气状况而生的独立精神可以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，而当领导权较大时，独立精神就不太适用了。
启用新教的国家也会进行一些政治改革。路德能让某些君王认可教会的权威，与新的宗教那身冠冕堂皇的外衣有很大关系。加尔文就不必包裹装腔作势的外衣，抬高自己的身份，因为他的支持者不是共和国的人民，就是君主国的普通民众。
加尔文一派坚信没有人比自己更契合耶稣基督的真意，路德一派则认为，没有人比自己更契合使徒行者的行为，所以这两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最完美。
第六节培尔先生的第二个悖论
在斥责完所有宗教之后，培尔先生又开始大力讨伐基督教，居然说要是真的有哪个国家由真正的基督徒组成，那这个国家只有死路一条。这绝无可能。要知道，那样的公民不仅对自己的义务了如指掌，还会充满激情地践行自己的义务；他们对自己固有的自卫权感情极深，而且人们对宗教的感激之心越重，对国家的感激之心就越重。不管是君主政体中虚假的恩宠，还是共和政体中的人性道德，或者是专制国家中卑贱的畏惧，其力量都远远比不上基督教教义在这些人心中打下的深刻烙印。
让人吃惊的是，这位名人既不了解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精神，也不知道创立基督教所必需的神性和基督教自身之间有什么区别，更不知道《福音书》中的戒条和忠告，就开始横加指责。立法者为什么不将某些忠告写入法律并予以颁布，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做法和法律的精神相悖。
第七节宗教中的无瑕之法
法律对人来说不应是忠告而应是戒条，因为它的作用是引导人的精神。宗教对人来说，相比于戒条，更多的应是忠告，因为它的作用是引导人的心灵。
例如，宗教条令想要达成的目标，不能仅仅是好和善，而应是最好和纯善，可是我们又不能要求每件事、所有人都完美无瑕，所以将这些条令当作戒条并不合适，只能是忠告。再者，当这些条令不再是忠告而是法律条文时，想要保证它们不受侵犯，就得增加大量其他法律条文为其护航。如果基督教主张禁欲的这一忠告，成了严禁人们违背的法律条文，那么想让人不违背禁欲之法，恐怕每天都要制定新的法律条令[1249]。追逐纯善之人给予的忠告，若是被立法者写入法律之中，不要说立法者将疲于奔命，连社会也要麻烦不断。
第八节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的共同点
因为宗教最能引导人向善，即使是假宗教也一样如此，所以当一个国家不幸信仰了非上帝所赐的宗教时，这种宗教必定要想方设法地与道德同步。
勃固人所信仰的宗教，其教义的主要内容就是严禁杀生、偷窃，不行卑鄙之事，不做大众不喜之事，相反，要尽心竭力地为所有人谋福。他们坚信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些，一定能得到救赎，无论他信仰何种宗教。穷困、傲慢的勃固人之所以能对自己遇到的可怜人报以仁爱和怜悯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第九节犹太苦修派
犹太苦修派[1250]立下誓言：公正地对待别人，不谋害他人，厌恶不公，对每个人讲诚信，下令时态度温和，永远和真理统一战线，不拿不干净的钱。
第十节斯多葛派
我们不妨将古代的各种学派视为各式各样的宗教。在所有哲学派别中，斯多葛派的规条最对得起人类，最能塑造仁善之人。我若是能立时忘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，芝诺[1251]学派的灭亡在我眼中一定会成为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。
在那些具有重大因素的事情上没有把握好度，做得太过，是这个派系的唯一失误，即低估了欢愉和苦痛。
只有斯多葛派知道如何塑造公民、培养伟人，并成功造就了伟大的君主。
先不说神赐予我们的真理，纵观世间万物，你会发现没有比安托万和尤里安更伟大的人了。还有人比尤里安更适合统御百姓吗？没错，就是尤里安（我虽然不会否定尤里安，但也不会和他一起做出背叛宗教的事），作为君主，他称得上后无来者。
斯多葛派一边觉得金钱、现世的荣耀、伤痛、困苦和欢愉毫无价值，一边却在为人类的幸福竭尽所能，从未放弃过为社会义务尽责。他们眼中的神明貌似就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圣洁的精神。
社会是他们生活的意义，所有人都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为人类服务。对他们来说，服务于社会不是负担，因为这并不是无偿的，所有的报偿都在他们心里。他们唯一的幸福之源就是他们的哲学。能够提升他们幸福感的，只有他人的幸福。
第十一节闭门修道
宗教不能要求人们闭门修道[1252]，因为在人类的生命中，繁衍后代、吃穿住行、参与所有社会活动，是自然而然之事。
冥想是穆斯林的一种习惯。他们每天要做五次祷告，每次祷告都会竭尽所能遗忘世间种种，于是形成了习惯性的冥想。另外，他们从教义中知道命运无法改变，所以任何事都很难触动他们。
他们已经如此超然物外，若是除了这些，还有别的因素——比如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暴政或者与地权法相关的法律——加剧这种状态，那就没救了。
在祆教的治理下，一度克服了专制主义的各种弊端、兴旺发达的波斯帝国，如今在伊斯兰教手中已经土崩瓦解。
第十二节苦修
与苦修相连的应是勤勉、仁善和朴素的思想，而不应是懒惰、超凡和奢靡的思想。
第十三节无法救赎之罪
通过西塞罗曾引用的某位高僧的言论[1253]，我们知道罗马人曾犯下过无法救赎之罪[1254]。索西穆斯为讥讽君士坦丁并非真心皈依，曾高明地将此事融入故事之中，尤里安也曾在《诸王列传》一书中，以犀利的笔触嘲弄君士坦丁的皈依。
异教徒也有犯下无法救赎之罪的可能。因为异端约束的，只是人的手脚而非人的心灵；它禁止的，只是某些严重的罪责。不过，有一种宗教绝不会出现无法救赎之罪。因为这种宗教约束的是所有的欲望，不管是面对行为，还是面对思想，它同样非常谨慎；它用来捆缚我们的，是不计其数纤细的绳索，而非几条铁链；它启用的不是人类的真理，而是另一种真理；它的目标是让我们不停地从后悔转变为爱，再从爱领悟忏悔；它没有让罪犯直面法官，而是在他们之间设立了一个中间人，至于遵守规条的人，它又在他们和中间人之间安排了一位崇高的审判者。可是，它在让所有人都看到希望、感到畏惧的同时，也清楚地告诉所有人，尽管所有罪责都能得到救赎，但生命是不可救赎的，不要一次次地用新的罪过和救赎来考验主的慈悲，因为那非常危险；对上帝的亏欠已经让我们忐忑万分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怎么能在旧债尚未偿清的情况下，弄出更多的债务呢？为免最后慈父耐性耗尽，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留有余地。
第十四节宗教是如何改变俗世法律的
不管是宗教，还是俗世的法律，其首要目标都应该是将人塑造成良好的公民。当它们之中哪个目标发生偏移，另一个都要表现出更强硬的一面。任何地方，只要宗教无法发挥出足够的约束力，俗世的法律就应该提高约束力。
比如日本的主流宗教根本没有教义，不存在天堂和地狱的说法，所以法律为了填补这一漏洞，不仅制定得非常严苛，执行得也非常严格。
当宗教教义认为命运是行为的决定者时，法律就应该严惩罪行，未免那些不懂得约束自己的人无所顾忌，领导人不能有一刻的放松。不过，当宗教以自由为教义时，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。
因为精神上的懈怠，所以伊斯兰教讲究宿命论，而这种宿命论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精神上的懈怠。有人说，我们不用做事，因为这是真主的意思。面对此种情况，法律就应该站出来，将那些在宗教中酣睡的人叫醒。
如果有一件事，宗教表示可以，但现世的法律却认为不可以，或者现世法律觉得可以，可宗教却认为应当予以谴责，这无疑表明融洽、正义的思想一直处于缺席状态，而这种状态是不会永远停留在一边的，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。
比如，成吉思汗带领的鞑靼人[1255]，他们眼中的罪过，乃至重罪是将刀剑扔到火中，让身体和鞭子靠在一起，用缰绳抽打马匹，用一块骨头将另一块骨头打碎，而不是忘恩负义、烧杀抢掠。总之，当法律将鸡毛蒜皮的小事当大事来办，会引发一个恶果，即大事反倒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。
台湾人虽然相信地狱[1256]，可是他们认为地狱惩处的是下面这种人：在某种季节没有脱光衣服的人、穿粗布衣物不穿丝绸的人、捡牡蛎的人、没有先向小鸟卜卦再去行动的人。因此，酗酒和欺辱女性对他们来说算不得罪责，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认为神明会因为孩子们的淫乱而心生喜悦。
法律最能推动人的发展，而对偶然事件的放纵会让它白白失去这种推动力。印度人相信恒河可以让人成圣[1257]，当人死在恒河岸边，他就不必去阴曹地府遭受刑罚，可以永远在极乐之地生活。所以印度人会找个僻静的地方，将死者的骨灰坛扔进恒河。只要死后让人将自己扔到恒河里，又何必在乎活着的时候品德是否崇高呢？
如果人们相信有一个能让人得到报偿的地方，那么人们一定也相信有一个能让人受到惩罚的地方。如果期望得到报偿的人不怕受罚，那么现实世界的法律将失去效力。一个坚信自己能在阴间过上美好生活的人根本不怕死，立法者又能拿他怎么样呢？这样的人坚信，官员以最重的刑罚惩处自己的那天，就是美好生活的起点，法律对他没有任何约束力。
第十五节现实世界的法律有时会弥补虚假宗教的疏漏
脑袋空空或者迷信的人，因为景仰古代事物，有时会创造出一些不利于贞操的诡秘仪式或者献祭，这样的例子，世界上有很多。亚里士多德说[1258]，当法律遇到这种情况，应该支持家长去神庙参加祭拜活动，将他们的妻子、孩子换下来。这个法律不错，如此，就能抵御宗教侵害风俗了。
对于夜间的献祭活动，除非和年长的亲人一起，否则奥古斯都严禁任何年轻男女参加[1259]；他虽然重开牧神节，但过节时严禁年轻男女赤身狂奔[1260]。
第十六节宗教条令对政体弊端的修正
另一边，宗教可以在法律力量薄弱时，成为国家的支柱。
例如，某个一直在发生内战，以致局势动荡的国家，因为宗教的关系，却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稳定，那这个宗教就非常出色。作为阿波罗的祭司，希腊的埃里亚人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；日本宗教将都城定义为圣城，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打扰那里的和平，所以那里从未发生过暴乱[1261]。就算战争再凶猛，商业也不会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国家，在整个世界，似乎只有日本一个，所以那里没有任何外来资源，他们也不需要。
有些国家的战事并不是公众讨论的结果，那里的法律完全无法节制或者预防战争，可是，面对此种情况，为保证国家能够继续存在，宗教可以设定和平期或者停战期，让人们将那些绝对不能遗漏的事做完，例如播种一类的事。
每年，阿拉伯部落有四个月的时间严禁一切争斗行为，人们认为在此期间发生的任何动乱都是对神灵的亵渎，就算再小也是一样。法国的领主们完全可以随意决定开战还是停战，但是某些季节绝对不能打仗，因为宗教对此有相关规定。
第十七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
当一个国家有大量仇恨的理由时，宗教应该提供大量讲和的理由。在劫掠之国阿拉伯，人们经常互相伤害，不公正地对待别人。于是穆罕默德规定[1262]：人们可以要求杀害兄弟的恶人支付赔偿和利息，然后原谅他；且一旦接受赔偿，将无权伤害该恶人，否则，当审判日降临，他将受到严酷的刑罚。
亲人的仇怨会被日耳曼人世代相传，但这并不是永无止境的。在接受了相应数量的牲畜之后，死者家属愿意忘记杀人的仇恨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塔西佗说[1263]：“仇恨对于一个自由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。”我敢说，威信很高的神职人员在这些人面前一定扮演了调解员的角色。
此种调节体制在马来族并不存在[1264]，那里的杀人者会任由自己的暴虐发挥出来，伤害、杀戮自己遇到的每个人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早晚要死在死者亲友手中。
第十八节宗教条令在俗世生活中起到的法律作用
希腊人原本只是一些小部落，他们四散飘零，在海上做海盗，在陆地上也是杀人越货、无恶不作，他们之中既没有管理者，也没有法律法规。想要知道这个新生民族那时是什么情况，只要看看赫剌克勒斯和忒修斯的英雄事迹就能了解。让人对杀戮心存畏惧，并不是宗教唯一的作用。他告诉大家，最开始，杀人者会因为死者的怨愤变得既焦虑又畏惧，然后，杀人者过去经常去的地方也会被夺走[1265]；人们如果不想沾染血迹，丧失立遗嘱分配遗产的资格[1266]，就不要和犯人来往、交谈；应该将凶手放逐到城外，清洗他的罪过[1267]。
第十九节决定教义对世俗凡人有害与否，并不是它的真假，而是它是否被滥用
若不能与社会原则相契合，再真实、崇高的教义，也会导致恐怖的恶果，相反，若能与社会原则相契合，再虚伪的教义也能带来好的结果。
孔子的教义认为灵魂终将覆灭[1268]，芝诺学派认为灵魂并不存在。这两种论述的原则都是假的，可是它们得出的结论却对社会极有好处，尽管这些结论也是错的。
佛教和道教承认灵魂不灭，可是它们的教义虽然崇高，得出的某些结论却让人心惊胆战。
灵魂不灭的言论被人歪曲之后，世界各地各个时代都有女性、奴隶、百姓和朋友为了能去阴间为自己敬仰、喜爱的人物效命，而选择了自杀。东印度的人这样，丹麦的人也是这样[1269]；直到今天，这种情况仍然在日本、加锡，以及世界众多其他地区发生着。
不要以为灵魂永生的教义是此种习俗的直接根源，事实上，肉身覆灭重生的教义才是其主要根源。这种教义会让人认为，一个人生前死后的感情、诉求和渴望是一样的。以这个视角来看，灵魂永生的教义具有极大的影响力，很容易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可，毕竟对普通人来说，相比于打造一个新的居所，换一个住所要容易得多。
确立教义只是宗教的部分工作内容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引导的工作。基督教的教义在这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好。基督教让我们不要将眼光放到我们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当下，而是让我们多看以后。它在各个方面，包括死后重生，让我们贴近神灵思想。
第二十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
波斯人的圣书有云：“你是子女所有行为的原因，若想成圣，先培养你的孩子[1270]。”圣书认为子女会在审判日到来之时，变成一座桥，没有孩子的人是过不去的，所以呼吁人们及早成婚。这些教义的作用非常大，尽管它们并不是真的。
第二十一节轮回转世
灵魂永生的教义可以分为三种：第一种是基督教的永不消亡；第二种是斯基泰人的改换居所；第三种是印度人的轮回转世。前两种理论我们前边已经说过了，现在轮到第三种。在我看来，轮回转世对印度的引导既有好的一面，也有不好的一面，所以结果也是好坏不一。在轮回思想的影响下，人们厌恶血腥暴力，所以凶杀案在印度并不多见；那里被判死刑的人非常少，可每个人都谨守本分。
另一边，那些清白无罪的人反倒会死在暴力之下，比如当丈夫死去，女人会自焚殉情。
第二十二节引导人们轻视微小事情的宗教，非常危险
印度各种姓之间彼此仇视，这是源于宗教成见所赋予的光环。这种光环的根源只有一个，就是宗教。有些印度人就算和国王吃饭也觉得丢脸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身份的差异影响不到种姓。
由地位差异而产生的那种感情和这种差别截然不同，这种感情对我们欧洲人来说，饱含着对下层民众的怜悯，可这种差别却带有对他人的厌恶。
宗教条令能够鼓励大家去厌恶邪恶，但它绝不能让人对他人失去怜悯之心。
世上有很多穆斯林和信仰印度宗教的人。印度人厌恶吃牛肉的穆斯林，穆斯林憎恶吃猪肉的印度人。
第二十三节节日
在设立休息日的时候，相比于敬拜对象的高洁与伟大，宗教更应该顾及的是人们的诉求。
雅典节日的一大缺陷，就是数量太多[1271]。作为希腊的主宰，雅典人要负责各个希腊城市遇到的所有问题，哪有那么多精力。
君士坦丁将周日定为休息日，规定城市[1272]——注意不是乡村——在这一天可以不必工作。因为他相信对于城市大有助益的劳动对农村却是不可或缺的。
同理，一个以商贸活动为主要命脉的国家，在节日设定上，一定不能与商业发生冲突。地理环境上的差异[1273]，使得新教国家比天主教国家更需要劳动，取消节假日在新教国家行得通，在天主教国家就很勉强了。
唐比埃说，因为气候不同，各国人民喜欢的娱乐方式也天差地别[1274]。在热带地区，水果丰富多样，获得生活物资对于野蛮人来说非常简单，所以他们玩乐的时间也比较多。在严寒之地，印第安人很少跳舞、唱歌、举办宴会，因为他们要不停地打猎、捕鱼，没多少空闲时间。这里的宗教在确定休息日时，应该考虑到这方面的情况。
第二十四节宗教戒条的地域性
每个宗教都有大量针对所在区域的规条。穆岑苏玛坚信，适合他们国家的是墨西哥宗教，而适合西班牙的是西班牙的宗教。他的话很有道理，实际上，有些东西大自然已经做出了界定，立法者根本无法置之不理。
轮回转世的理论，就是按照印度的天气状况来的。被骄阳炙烤，如同燃烧一般的农村无法大量喂养牲畜，以致没有足够的牛耕种田地。在那里，牛的繁殖能力非常差[1275]，患病的概率却非常高。因此，宗教制定的保护耕牛的戒条非常有利于国家的治理。
灼热的太阳虽然炙烤着草地，却未曾威胁到蔬菜和稻米。因为水源充足，它们长势喜人，而对于在此种天气状况下生活的人来说，那条宗教法令——只准吃此类食物，自然用处极大。
印度将杀牛和吃牛肉列入法律禁令，自有其道理：那里的人不喜欢肉[1276]，主要食物之一就是从牛身上得来的牛奶和奶油。
对人口众多、地域狭小的雅典来说，相比于宰杀耕牛为祭，貌似用小的祭物献祭更能表现人们对神明的爱戴[1277]，这是宗教箴言。
第二十五节外来宗教的弊端
从上述内容可知，吸收其他国家的宗教，通常会有很多问题。
德·布兰维利亚先生说：“在阿拉伯，只有很少的猪和树林，能够用来喂养动物的饲料更是极端缺乏，水和食物中的含盐量使那里的人得皮肤病的概率非常高[1278]。”可是猪肉在某些国家[1279]很常见，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，这样的国家若照搬阿拉伯禁食猪肉的法律，肯定会坏事。
有些想法我不得不说。桑克托里乌斯说猪肉不利于排汗[1280]，而且会同化其他食物，增加我们排汗的难度，据他观察，猪肉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排汗量[1281]。众所周知，无法排汗会引发并加剧皮肤病。所以，像巴勒斯坦、阿拉伯半岛、埃及和利比亚这类天气条件恶劣、易于诱发皮肤病的地方，就不要食用猪肉了。
第二十六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
萨尔丹先生说[1282]：“严禁在河上通航，是祆教一个很早的戒条，这条禁令对波斯几乎没什么影响，因为波斯能够参与运输的河也就那么一条，即边疆的库拉河。可是其他国家若遵行这一戒条，恐怕商贸活动将很难维持。”
伊斯兰教和印度宗教要求人们时常沐浴，是因为当地气候炎热，沐浴本就十分寻常。在河流中祈祷[1283]，对印度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可是，生活于其他气候环境中的人，他们要怎么办呢？
发源于某种气候环境的宗教到了另外一个国家，若该国的天气状况与前者相差巨大，那么这种宗教是很难存活的，就算勉强进入，也很快会被赶走。以人的视角来说，貌似正是天气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设定了一条边界。
所以说什么样的宗教或许永远是合宜的呢？它得有特殊的教规和广泛的信仰。针对信仰的戒条不能规定得太细致，例如，不妨多列出几种苦修的形式，不要只给出一种。基督教是一个非常仁爱的宗教，神有权要求大家压制自己的欲望，可是，这个欲望究竟是哪种，决定权不妨交给现实世界的权力机关，而且也不必一定是这种或者那种欲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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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宗教概述
就像我们能在无尽的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地方，在不计其数的深渊中，能分辨出哪个深渊更浅一样，虽然有大量的宗教并不正确，可我们却能从中分辨出哪个宗教更能满足社会的利益，哪个宗教虽无法将人们带往美好的来生，却最能让人获得今生的幸福。
因此，我在考察世界上的各种宗教时，无论它们来自何处，是天上还是人间，我的着眼点都是它们对生活在世间的人有什么益处。
只有以世俗常人的角度来看这本书，书中的某些东西才是绝对真实的，因为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的身份是政治作家，而非神学家。我在思考的时候，没有将它们和更高层级的真理联合起来。
说到真正的宗教，除非毫无公正之心，否则大家一定会明白，我的目的一直都是对宗教利益和政治利益进行整合，而非让宗教利益向政治利益低头。可是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，有个大前提，就是必须了解它们、掌握它们。
最好的公民法和政治法是人们能够提供，也是人们能够得到的最大恩赐——当然这个并不包括宗教——所以希望人们能够和谐相处的基督教，想让每个民族都得到这样的法律。
第二节培尔先生的悖论
培尔先生宣称，他可以证明做无神论者比做信徒好，换一种说法，就是他相信什么宗教都不信，比错信了某种宗教要好[1245]。他写道：“相比于被人斥责为坏蛋，我宁可人们说没有我这个人。”可是，与其相信某个人真的对人类有什么意义，但不如相信上帝是真的意义重大，所以，这其实是一种颠倒黑白的说法。当你坚信上帝是假的，你会觉得自己可以随心所欲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上帝虚无的观点会激发人的反叛思想。宗教的约束力不会时刻有效，如果你因为这样就断定宗教没有约束力，那么公民法呢？你是不是也要说公民法没有约束力？你不能只是用大量篇幅罗列宗教的种种弊端，却对宗教的好处避而不谈，然后以此来反对宗教，这并不是一种正确的推理方法。当你将世界上的所有公民法、君主体制和共和体制导致的各种问题全都摆出来，你会发现每个问题都让人心惊胆战。只有宗教能够制衡那些不受法律约束的人，所以就算宗教对百姓无用，对君主们也是有用的。用白沫清洗马嚼子怎么会毫无用处呢[1246]？这种制衡就等同于马嚼子。
一个对宗教既爱又怕的帝王，就像一头可以被手和呵斥声安抚下来的温驯乖巧的狮子。一个既厌恶宗教又惧怕宗教的人，就像一只被套上枷锁的会伤人的野兽。一个对宗教毫无信仰的人，就像一头不吃人、不撕咬就无法感受到自由的凶兽。
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来说，究竟是完全不相信宗教好，还是对宗教过于信任好，并不是问题的关键，关键是两者之间，哪种危害更小。
人们通过攻讦偶像崇拜的方式来降低无神论的危险性，可是这种攻击有些过度了。古代的人将某些邪恶的神灵摆上祭坛，难道是因为他们喜欢那些邪神？正相反，他们是厌恶邪神的。尚武的斯巴达人修建庙宇拜祭恐惧之神，难道是因为他们希望它在战争中夺走自己的胆量？人们想压制某种罪过、远离某种罪过所祈求的神灵是不一样的。
第三节基督教适用宽仁政体，伊斯兰教适用专制政体
基督教既然有极力主张宽仁慈爱的《福音书》，自然不会支持以专制霸权来决定罪责和肆无忌惮残暴不仁的行为，所以基督教和纯粹的专制主义没有任何相容之处。
受基督教影响的帝王通常比较温和，因为基督教反对一夫多妻，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只在后宫寻欢作乐而不和臣子相交。他们更喜欢修订法律，对于自己的不足，也有更清楚的认知。
伊斯兰教的君王们总是在杀人和被杀之间循环往复，基督教可以提高君主们的胆量，减少君主们的残暴。君主和臣民互为依托，这实在太棒了。基督教貌似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来生的幸福，可是现世的幸福也并未被它遗漏。
地域辽阔的埃塞俄比亚，天气状况非常糟糕，可是因为基督教，专制最终没能在那里生根发芽。另外，在基督教的帮助下，欧洲的风俗和法律还走进了非洲的深处。
埃塞俄比亚有位王子，让自己的属地成了其他臣民了解宽仁与顺服的标本。就在这位王子的属地附近，赛纳尔国的几位王子遭到伊斯兰教徒的软禁；后来国王去世，枢密院另选新王，而这几位王子，则被枢密院派去的人扼死了[1247]。
希腊和罗马的领袖们在这边不停地挑起大屠杀，帖木儿和成吉思汗在那边随心所欲地欺辱亚洲，亡种灭族，捣毁城市。这些领袖的恶行，除非你不去看，否则只要你睁开眼睛就能知道基督教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，它是我们能在治国上拥有政治权利、在战争中拥有万民法规定权利的首要功臣，人类的本性完全可以肆意地感激这些权利。
我们中间那些战败者之所以没有失去至关重要的生命、自由、法律、财产，万民法居功至伟，只要他们自己不犯傻，他们的宗教也不会受到迫害。
当年的罗马帝国是一个专制、好战的国家，与它相比，如今的欧洲人民和欧洲的军队在凝聚力方面其实并不逊色；另外，当时欧洲各国的军队一直在互相厮杀，战火从未停息；军队对城市的抢掠，对土地的兼并和分割是得到允许的，这和当今军队的情况没什么不同。
第四节因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特质而出现的结果
相比于判断某种宗教的真假，判断它是否能够教化民众要容易得多，所以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，我们无须认真地加以考察，只要看看它们的特质，就知道应该拥护前者，反对后者。
臣服于侵略者的宗教，无疑是人类的悲哀。伊斯兰教以破坏的思想为基石，以利刃为唯一目标，这种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人们。撒巴卡，这位牧人之王的故事让人钦佩[1248]。他梦到底比斯之神让他斩杀所有祭司，他认为这是神明不再希望由他来出任国王的征兆，不然，又怎么会让他做这种神明素来反对的事？所以他离开王位，去了埃塞俄比亚。
第五节君主政体适用天主教，共和政体适用新教
当某种宗教起源且发展于某个国家时，不管是信仰此种宗教的人，还是宣扬此种宗教的人，除了自己所在国度的政体，对其他政体通常所知不多，所以这种宗教往往紧紧地跟着该国政体。
不幸的是，基督教在两个世纪前发生分裂，有了天主教和新教之分。北方民众笃信新教，南方民众笃信天主教。
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民众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，且不仅现在有以后也一样会有，而南方民众没有这种精神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，宗教领导权较小时，随天气状况而生的独立精神可以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，而当领导权较大时，独立精神就不太适用了。
启用新教的国家也会进行一些政治改革。路德能让某些君王认可教会的权威，与新的宗教那身冠冕堂皇的外衣有很大关系。加尔文就不必包裹装腔作势的外衣，抬高自己的身份，因为他的支持者不是共和国的人民，就是君主国的普通民众。
加尔文一派坚信没有人比自己更契合耶稣基督的真意，路德一派则认为，没有人比自己更契合使徒行者的行为，所以这两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最完美。
第六节培尔先生的第二个悖论
在斥责完所有宗教之后，培尔先生又开始大力讨伐基督教，居然说要是真的有哪个国家由真正的基督徒组成，那这个国家只有死路一条。这绝无可能。要知道，那样的公民不仅对自己的义务了如指掌，还会充满激情地践行自己的义务；他们对自己固有的自卫权感情极深，而且人们对宗教的感激之心越重，对国家的感激之心就越重。不管是君主政体中虚假的恩宠，还是共和政体中的人性道德，或者是专制国家中卑贱的畏惧，其力量都远远比不上基督教教义在这些人心中打下的深刻烙印。
让人吃惊的是，这位名人既不了解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精神，也不知道创立基督教所必需的神性和基督教自身之间有什么区别，更不知道《福音书》中的戒条和忠告，就开始横加指责。立法者为什么不将某些忠告写入法律并予以颁布，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做法和法律的精神相悖。
第七节宗教中的无瑕之法
法律对人来说不应是忠告而应是戒条，因为它的作用是引导人的精神。宗教对人来说，相比于戒条，更多的应是忠告，因为它的作用是引导人的心灵。
例如，宗教条令想要达成的目标，不能仅仅是好和善，而应是最好和纯善，可是我们又不能要求每件事、所有人都完美无瑕，所以将这些条令当作戒条并不合适，只能是忠告。再者，当这些条令不再是忠告而是法律条文时，想要保证它们不受侵犯，就得增加大量其他法律条文为其护航。如果基督教主张禁欲的这一忠告，成了严禁人们违背的法律条文，那么想让人不违背禁欲之法，恐怕每天都要制定新的法律条令[1249]。追逐纯善之人给予的忠告，若是被立法者写入法律之中，不要说立法者将疲于奔命，连社会也要麻烦不断。
第八节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的共同点
因为宗教最能引导人向善，即使是假宗教也一样如此，所以当一个国家不幸信仰了非上帝所赐的宗教时，这种宗教必定要想方设法地与道德同步。
勃固人所信仰的宗教，其教义的主要内容就是严禁杀生、偷窃，不行卑鄙之事，不做大众不喜之事，相反，要尽心竭力地为所有人谋福。他们坚信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些，一定能得到救赎，无论他信仰何种宗教。穷困、傲慢的勃固人之所以能对自己遇到的可怜人报以仁爱和怜悯，原因就在这里。
第九节犹太苦修派
犹太苦修派[1250]立下誓言：公正地对待别人，不谋害他人，厌恶不公，对每个人讲诚信，下令时态度温和，永远和真理统一战线，不拿不干净的钱。
第十节斯多葛派
我们不妨将古代的各种学派视为各式各样的宗教。在所有哲学派别中，斯多葛派的规条最对得起人类，最能塑造仁善之人。我若是能立时忘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，芝诺[1251]学派的灭亡在我眼中一定会成为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。
在那些具有重大因素的事情上没有把握好度，做得太过，是这个派系的唯一失误，即低估了欢愉和苦痛。
只有斯多葛派知道如何塑造公民、培养伟人，并成功造就了伟大的君主。
先不说神赐予我们的真理，纵观世间万物，你会发现没有比安托万和尤里安更伟大的人了。还有人比尤里安更适合统御百姓吗？没错，就是尤里安（我虽然不会否定尤里安，但也不会和他一起做出背叛宗教的事），作为君主，他称得上后无来者。
斯多葛派一边觉得金钱、现世的荣耀、伤痛、困苦和欢愉毫无价值，一边却在为人类的幸福竭尽所能，从未放弃过为社会义务尽责。他们眼中的神明貌似就是他们身上的那种圣洁的精神。
社会是他们生活的意义，所有人都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为人类服务。对他们来说，服务于社会不是负担，因为这并不是无偿的，所有的报偿都在他们心里。他们唯一的幸福之源就是他们的哲学。能够提升他们幸福感的，只有他人的幸福。
第十一节闭门修道
宗教不能要求人们闭门修道[1252]，因为在人类的生命中，繁衍后代、吃穿住行、参与所有社会活动，是自然而然之事。
冥想是穆斯林的一种习惯。他们每天要做五次祷告，每次祷告都会竭尽所能遗忘世间种种，于是形成了习惯性的冥想。另外，他们从教义中知道命运无法改变，所以任何事都很难触动他们。
他们已经如此超然物外，若是除了这些，还有别的因素——比如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暴政或者与地权法相关的法律——加剧这种状态，那就没救了。
在祆教的治理下，一度克服了专制主义的各种弊端、兴旺发达的波斯帝国，如今在伊斯兰教手中已经土崩瓦解。
第十二节苦修
与苦修相连的应是勤勉、仁善和朴素的思想，而不应是懒惰、超凡和奢靡的思想。
第十三节无法救赎之罪
通过西塞罗曾引用的某位高僧的言论[1253]，我们知道罗马人曾犯下过无法救赎之罪[1254]。索西穆斯为讥讽君士坦丁并非真心皈依，曾高明地将此事融入故事之中，尤里安也曾在《诸王列传》一书中，以犀利的笔触嘲弄君士坦丁的皈依。
异教徒也有犯下无法救赎之罪的可能。因为异端约束的，只是人的手脚而非人的心灵；它禁止的，只是某些严重的罪责。不过，有一种宗教绝不会出现无法救赎之罪。因为这种宗教约束的是所有的欲望，不管是面对行为，还是面对思想，它同样非常谨慎；它用来捆缚我们的，是不计其数纤细的绳索，而非几条铁链；它启用的不是人类的真理，而是另一种真理；它的目标是让我们不停地从后悔转变为爱，再从爱领悟忏悔；它没有让罪犯直面法官，而是在他们之间设立了一个中间人，至于遵守规条的人，它又在他们和中间人之间安排了一位崇高的审判者。可是，它在让所有人都看到希望、感到畏惧的同时，也清楚地告诉所有人，尽管所有罪责都能得到救赎，但生命是不可救赎的，不要一次次地用新的罪过和救赎来考验主的慈悲，因为那非常危险；对上帝的亏欠已经让我们忐忑万分，既然如此，我们怎么能在旧债尚未偿清的情况下，弄出更多的债务呢？为免最后慈父耐性耗尽，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留有余地。
第十四节宗教是如何改变俗世法律的
不管是宗教，还是俗世的法律，其首要目标都应该是将人塑造成良好的公民。当它们之中哪个目标发生偏移，另一个都要表现出更强硬的一面。任何地方，只要宗教无法发挥出足够的约束力，俗世的法律就应该提高约束力。
比如日本的主流宗教根本没有教义，不存在天堂和地狱的说法，所以法律为了填补这一漏洞，不仅制定得非常严苛，执行得也非常严格。
当宗教教义认为命运是行为的决定者时，法律就应该严惩罪行，未免那些不懂得约束自己的人无所顾忌，领导人不能有一刻的放松。不过，当宗教以自由为教义时，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。
因为精神上的懈怠，所以伊斯兰教讲究宿命论，而这种宿命论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精神上的懈怠。有人说，我们不用做事，因为这是真主的意思。面对此种情况，法律就应该站出来，将那些在宗教中酣睡的人叫醒。
如果有一件事，宗教表示可以，但现世的法律却认为不可以，或者现世法律觉得可以，可宗教却认为应当予以谴责，这无疑表明融洽、正义的思想一直处于缺席状态，而这种状态是不会永远停留在一边的，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。
比如，成吉思汗带领的鞑靼人[1255]，他们眼中的罪过，乃至重罪是将刀剑扔到火中，让身体和鞭子靠在一起，用缰绳抽打马匹，用一块骨头将另一块骨头打碎，而不是忘恩负义、烧杀抢掠。总之，当法律将鸡毛蒜皮的小事当大事来办，会引发一个恶果，即大事反倒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。
台湾人虽然相信地狱[1256]，可是他们认为地狱惩处的是下面这种人：在某种季节没有脱光衣服的人、穿粗布衣物不穿丝绸的人、捡牡蛎的人、没有先向小鸟卜卦再去行动的人。因此，酗酒和欺辱女性对他们来说算不得罪责，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认为神明会因为孩子们的淫乱而心生喜悦。
法律最能推动人的发展，而对偶然事件的放纵会让它白白失去这种推动力。印度人相信恒河可以让人成圣[1257]，当人死在恒河岸边，他就不必去阴曹地府遭受刑罚，可以永远在极乐之地生活。所以印度人会找个僻静的地方，将死者的骨灰坛扔进恒河。只要死后让人将自己扔到恒河里，又何必在乎活着的时候品德是否崇高呢？
如果人们相信有一个能让人得到报偿的地方，那么人们一定也相信有一个能让人受到惩罚的地方。如果期望得到报偿的人不怕受罚，那么现实世界的法律将失去效力。一个坚信自己能在阴间过上美好生活的人根本不怕死，立法者又能拿他怎么样呢？这样的人坚信，官员以最重的刑罚惩处自己的那天，就是美好生活的起点，法律对他没有任何约束力。
第十五节现实世界的法律有时会弥补虚假宗教的疏漏
脑袋空空或者迷信的人，因为景仰古代事物，有时会创造出一些不利于贞操的诡秘仪式或者献祭，这样的例子，世界上有很多。亚里士多德说[1258]，当法律遇到这种情况，应该支持家长去神庙参加祭拜活动，将他们的妻子、孩子换下来。这个法律不错，如此，就能抵御宗教侵害风俗了。
对于夜间的献祭活动，除非和年长的亲人一起，否则奥古斯都严禁任何年轻男女参加[1259]；他虽然重开牧神节，但过节时严禁年轻男女赤身狂奔[1260]。
第十六节宗教条令对政体弊端的修正
另一边，宗教可以在法律力量薄弱时，成为国家的支柱。
例如，某个一直在发生内战，以致局势动荡的国家，因为宗教的关系，却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稳定，那这个宗教就非常出色。作为阿波罗的祭司，希腊的埃里亚人一直过着和平的生活；日本宗教将都城定义为圣城，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打扰那里的和平，所以那里从未发生过暴乱[1261]。就算战争再凶猛，商业也不会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国家，在整个世界，似乎只有日本一个，所以那里没有任何外来资源，他们也不需要。
有些国家的战事并不是公众讨论的结果，那里的法律完全无法节制或者预防战争，可是，面对此种情况，为保证国家能够继续存在，宗教可以设定和平期或者停战期，让人们将那些绝对不能遗漏的事做完，例如播种一类的事。
每年，阿拉伯部落有四个月的时间严禁一切争斗行为，人们认为在此期间发生的任何动乱都是对神灵的亵渎，就算再小也是一样。法国的领主们完全可以随意决定开战还是停战，但是某些季节绝对不能打仗，因为宗教对此有相关规定。
第十七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
当一个国家有大量仇恨的理由时，宗教应该提供大量讲和的理由。在劫掠之国阿拉伯，人们经常互相伤害，不公正地对待别人。于是穆罕默德规定[1262]：人们可以要求杀害兄弟的恶人支付赔偿和利息，然后原谅他；且一旦接受赔偿，将无权伤害该恶人，否则，当审判日降临，他将受到严酷的刑罚。
亲人的仇怨会被日耳曼人世代相传，但这并不是永无止境的。在接受了相应数量的牲畜之后，死者家属愿意忘记杀人的仇恨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塔西佗说[1263]：“仇恨对于一个自由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。”我敢说，威信很高的神职人员在这些人面前一定扮演了调解员的角色。
此种调节体制在马来族并不存在[1264]，那里的杀人者会任由自己的暴虐发挥出来，伤害、杀戮自己遇到的每个人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早晚要死在死者亲友手中。
第十八节宗教条令在俗世生活中起到的法律作用
希腊人原本只是一些小部落，他们四散飘零，在海上做海盗，在陆地上也是杀人越货、无恶不作，他们之中既没有管理者，也没有法律法规。想要知道这个新生民族那时是什么情况，只要看看赫剌克勒斯和忒修斯的英雄事迹就能了解。让人对杀戮心存畏惧，并不是宗教唯一的作用。他告诉大家，最开始，杀人者会因为死者的怨愤变得既焦虑又畏惧，然后，杀人者过去经常去的地方也会被夺走[1265]；人们如果不想沾染血迹，丧失立遗嘱分配遗产的资格[1266]，就不要和犯人来往、交谈；应该将凶手放逐到城外，清洗他的罪过[1267]。
第十九节决定教义对世俗凡人有害与否，并不是它的真假，而是它是否被滥用
若不能与社会原则相契合，再真实、崇高的教义，也会导致恐怖的恶果，相反，若能与社会原则相契合，再虚伪的教义也能带来好的结果。
孔子的教义认为灵魂终将覆灭[1268]，芝诺学派认为灵魂并不存在。这两种论述的原则都是假的，可是它们得出的结论却对社会极有好处，尽管这些结论也是错的。
佛教和道教承认灵魂不灭，可是它们的教义虽然崇高，得出的某些结论却让人心惊胆战。
灵魂不灭的言论被人歪曲之后，世界各地各个时代都有女性、奴隶、百姓和朋友为了能去阴间为自己敬仰、喜爱的人物效命，而选择了自杀。东印度的人这样，丹麦的人也是这样[1269]；直到今天，这种情况仍然在日本、加锡，以及世界众多其他地区发生着。
不要以为灵魂永生的教义是此种习俗的直接根源，事实上，肉身覆灭重生的教义才是其主要根源。这种教义会让人认为，一个人生前死后的感情、诉求和渴望是一样的。以这个视角来看，灵魂永生的教义具有极大的影响力，很容易就能得到大家的认可，毕竟对普通人来说，相比于打造一个新的居所，换一个住所要容易得多。
确立教义只是宗教的部分工作内容，除此之外，还有引导的工作。基督教的教义在这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好。基督教让我们不要将眼光放到我们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当下，而是让我们多看以后。它在各个方面，包括死后重生，让我们贴近神灵思想。
第二十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
波斯人的圣书有云：“你是子女所有行为的原因，若想成圣，先培养你的孩子[1270]。”圣书认为子女会在审判日到来之时，变成一座桥，没有孩子的人是过不去的，所以呼吁人们及早成婚。这些教义的作用非常大，尽管它们并不是真的。
第二十一节轮回转世
灵魂永生的教义可以分为三种：第一种是基督教的永不消亡；第二种是斯基泰人的改换居所；第三种是印度人的轮回转世。前两种理论我们前边已经说过了，现在轮到第三种。在我看来，轮回转世对印度的引导既有好的一面，也有不好的一面，所以结果也是好坏不一。在轮回思想的影响下，人们厌恶血腥暴力，所以凶杀案在印度并不多见；那里被判死刑的人非常少，可每个人都谨守本分。
另一边，那些清白无罪的人反倒会死在暴力之下，比如当丈夫死去，女人会自焚殉情。
第二十二节引导人们轻视微小事情的宗教，非常危险
印度各种姓之间彼此仇视，这是源于宗教成见所赋予的光环。这种光环的根源只有一个，就是宗教。有些印度人就算和国王吃饭也觉得丢脸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身份的差异影响不到种姓。
由地位差异而产生的那种感情和这种差别截然不同，这种感情对我们欧洲人来说，饱含着对下层民众的怜悯，可这种差别却带有对他人的厌恶。
宗教条令能够鼓励大家去厌恶邪恶，但它绝不能让人对他人失去怜悯之心。
世上有很多穆斯林和信仰印度宗教的人。印度人厌恶吃牛肉的穆斯林，穆斯林憎恶吃猪肉的印度人。
第二十三节节日
在设立休息日的时候，相比于敬拜对象的高洁与伟大，宗教更应该顾及的是人们的诉求。
雅典节日的一大缺陷，就是数量太多[1271]。作为希腊的主宰，雅典人要负责各个希腊城市遇到的所有问题，哪有那么多精力。
君士坦丁将周日定为休息日，规定城市[1272]——注意不是乡村——在这一天可以不必工作。因为他相信对于城市大有助益的劳动对农村却是不可或缺的。
同理，一个以商贸活动为主要命脉的国家，在节日设定上，一定不能与商业发生冲突。地理环境上的差异[1273]，使得新教国家比天主教国家更需要劳动，取消节假日在新教国家行得通，在天主教国家就很勉强了。
唐比埃说，因为气候不同，各国人民喜欢的娱乐方式也天差地别[1274]。在热带地区，水果丰富多样，获得生活物资对于野蛮人来说非常简单，所以他们玩乐的时间也比较多。在严寒之地，印第安人很少跳舞、唱歌、举办宴会，因为他们要不停地打猎、捕鱼，没多少空闲时间。这里的宗教在确定休息日时，应该考虑到这方面的情况。
第二十四节宗教戒条的地域性
每个宗教都有大量针对所在区域的规条。穆岑苏玛坚信，适合他们国家的是墨西哥宗教，而适合西班牙的是西班牙的宗教。他的话很有道理，实际上，有些东西大自然已经做出了界定，立法者根本无法置之不理。
轮回转世的理论，就是按照印度的天气状况来的。被骄阳炙烤，如同燃烧一般的农村无法大量喂养牲畜，以致没有足够的牛耕种田地。在那里，牛的繁殖能力非常差[1275]，患病的概率却非常高。因此，宗教制定的保护耕牛的戒条非常有利于国家的治理。
灼热的太阳虽然炙烤着草地，却未曾威胁到蔬菜和稻米。因为水源充足，它们长势喜人，而对于在此种天气状况下生活的人来说，那条宗教法令——只准吃此类食物，自然用处极大。
印度将杀牛和吃牛肉列入法律禁令，自有其道理：那里的人不喜欢肉[1276]，主要食物之一就是从牛身上得来的牛奶和奶油。
对人口众多、地域狭小的雅典来说，相比于宰杀耕牛为祭，貌似用小的祭物献祭更能表现人们对神明的爱戴[1277]，这是宗教箴言。
第二十五节外来宗教的弊端
从上述内容可知，吸收其他国家的宗教，通常会有很多问题。
德·布兰维利亚先生说：“在阿拉伯，只有很少的猪和树林，能够用来喂养动物的饲料更是极端缺乏，水和食物中的含盐量使那里的人得皮肤病的概率非常高[1278]。”可是猪肉在某些国家[1279]很常见，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食物来源，这样的国家若照搬阿拉伯禁食猪肉的法律，肯定会坏事。
有些想法我不得不说。桑克托里乌斯说猪肉不利于排汗[1280]，而且会同化其他食物，增加我们排汗的难度，据他观察，猪肉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排汗量[1281]。众所周知，无法排汗会引发并加剧皮肤病。所以，像巴勒斯坦、阿拉伯半岛、埃及和利比亚这类天气条件恶劣、易于诱发皮肤病的地方，就不要食用猪肉了。
第二十六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
萨尔丹先生说[1282]：“严禁在河上通航，是祆教一个很早的戒条，这条禁令对波斯几乎没什么影响，因为波斯能够参与运输的河也就那么一条，即边疆的库拉河。可是其他国家若遵行这一戒条，恐怕商贸活动将很难维持。”
伊斯兰教和印度宗教要求人们时常沐浴，是因为当地气候炎热，沐浴本就十分寻常。在河流中祈祷[1283]，对印度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可是，生活于其他气候环境中的人，他们要怎么办呢？
发源于某种气候环境的宗教到了另外一个国家，若该国的天气状况与前者相差巨大，那么这种宗教是很难存活的，就算勉强进入，也很快会被赶走。以人的视角来说，貌似正是天气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设定了一条边界。
所以说什么样的宗教或许永远是合宜的呢？它得有特殊的教规和广泛的信仰。针对信仰的戒条不能规定得太细致，例如，不妨多列出几种苦修的形式，不要只给出一种。基督教是一个非常仁爱的宗教，神有权要求大家压制自己的欲望，可是，这个欲望究竟是哪种，决定权不妨交给现实世界的权力机关，而且也不必一定是这种或者那种欲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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